《比利时历史》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隨運爾安

范米特伦的历史在整个欧洲出版和阅读，但这是否意味着这部作品实际上在国际关系中起作用？范米特伦本人肯定希望他的书产生国际影响，无论他是否像他的叔叔奥特里乌斯一样是前家族主义者，他确实有不合时宜的观点，像德·托和格劳秀斯一样，他声称通过对低地国家的战争进行温和的、无党派的描述来促进和平。
虽然这种说法是司空见惯的，但范米特伦比大多数人都走得更远。他是攻击双方的极端分子，在1599年版《比利时历史》的序言中，他甚至说他宁愿在“关于这些战争和双方动荡的作者大会”之后出版他的历史。
当然，这次会议从未实现，但正是为了思想交流和相互理解，他希望他的书能有一部分国际读者，范米特伦所宣称的意图，无论多么崇高，都没有掩盖他坚定的新教资格，很少有人承认他成为无党派的目标。
1599年版的《比利时史》很少受到荷兰共和国的正统加尔文主义者和天主教徒的喜爱，并作为一本明显的新教书籍在欧洲流传，正是这样，这本书才在国外更受到欢迎。
译者的奉献精神引导了历史的解释和对外国读者的影响，清楚地表明他们认为这是一部新教历史，在英国，荷兰起义历史的翻译者几乎总是寻求对荷兰事业有良好倾向的贵族的赞助：西德尼家族、达德利家族、西摩家族，而Van Meteren的翻译完全符合这种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Churchyard的翻译是献给赫特福德伯爵爱德华·西摩的，他是一群亲荷兰的新教贵族的中心，这些贵族也光顾了范米特伦的朋友，流亡的佛兰芒艺术家卢卡斯·德希尔，这种奉献表明了表达和加强国际新教身份的独特努力，偶尔，奉献也有话题潜台词。
1610 年拉丁文版的《范米特伦》就是这种情况，其中只有一份幸存下来，写给勃兰登堡的安斯巴赫的约阿希姆·恩斯特和普法尔茨的沃尔夫冈·威廉，他们是当时肆虐的尤利希继承冲突中的竞争对手，尤利希冲突在当时是荷兰起义的代理人战争，因为尤利希被认为对荷兰共和国的生存具有战略意义，就好像匿名出版商想通过给他们一本范米特伦的书来提醒两位竞争者这一事实。
然而，意图只能把我们带到这里。众所周知，很难追踪一本书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当我们处理国际舆论时，情况确实如此，而且一本不断被缩写、扩充和修改的书。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追溯到在欧洲各地移动的许多副本，因为它们最终进入了德国、英国和法国的众多图书馆。
通过约翰内斯·阿恩特（Johannes Arndt）和休·邓索恩（Hugh Dunthorne），我们可以假设《比利时历史》至少引导了一些国际读者认同荷兰起义并支持荷兰事业，但这只是我们所能达到的，我们可以看到影响舆论的努力，但看不到结果。
在国外对范米特伦的唯一具体回应可以在外交信件中找到，首先，英国大使和霍恩洛厄朗格堡的菲利普·欧内斯特伯爵等新教政要提出了抱怨，后者辩称，提交人对他的描述严重损害了他的姓名和荣誉，投诉集中在第十四卷上，其中范米特伦讲述了1587年伊丽莎白联合省总督莱斯特与霍恩洛厄之间的冲突。
霍恩洛厄被冒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比利时历史》的最初版本中，范米特伦提到，在他十四年的服务期间，伯爵在正常工资的基础上花费了超过 150000 美元，并且几乎没有什么表现。
更近的历史在英荷关系中引起了轰动，范米特伦公布了与1598年英荷谈判有关的秘密文件，这引起了英国大使和总督的警觉，并导致了《比利时历史》遭受的最严厉的审查措施之一。
所以Van Meteren的书被没收，一些冒犯性的段落被删掉，但这已经为时已晚，因为在此期间，整个部分已经作为一本名为《秘密之书》（Het Boeck der Secreten）的小册子分发，由于害怕破坏与英国的关系，各州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压制这本小册子，这件事对荷兰版《比利时历史》的未来产生了重大影响。


1603年，美国禁止范米特伦的印刷商雅各布·文纳库尔（Jacob Vennecool）在议会“仲裁”之前印刷任何有关英格兰，苏格兰或爱尔兰的内容，在整个十七世纪，当大使抱怨和国际关系受到威胁时，荷兰的审查制度将保持最警惕，这次也不例外。
然而，对范米特伦最重要的回应可以在天主教档案中找到，它们说明了它是如何被解读为新教历史的，在西班牙，腓力二世的努力对这本书进行审查。
然而，对范米特伦最重要的回应可以在天主教档案中找到，它们说明了它是如何被解读为新教历史的。腓力二世的军政府对法国和荷兰起义历史的出现深感担忧，尤其是那些在国际上流传的历史。
因此，范米特伦和其他作品跨境流传的历史学家，如弗朗西斯·勒佩蒂特，都出现在西班牙索引上，比官方对作品的压制更重要的是对作品的反应。
从1580年代后期开始，西班牙的政治当局对重新撰写官方历史以回应国外出现的历史的必要性变得非常敏感，卡斯蒂利亚议会向国王发出了不少于十五次新的官方历史请求，最高级别的官员正在为此制定计划。
国王在葡萄牙的秘书克里斯托瓦尔·德·莫拉（Cristóbal de Moura）写信给腓力二世，要求“写历史以回应外国的叙述”，因为外国作家既不受约束也不支持，写作没有真理的基础......已经判断陛下的行为不是您的虔诚和神圣的热情应得的......他们不会阻止损害，在王国和“边缘”（“los rincones”）都需要一个反历史。
“让人们获得理性”，莫拉特别引用了奥兰治的威廉的《道歉》和路易·图尔凯·德·梅耶恩的《西班牙通史》（Histoire général d'Espagne，1587年），但范米特伦也符合要求：他也毫无限制地写作，缺乏莫拉认为良好的历史所必需的天主教真理的基础。
当然，像新教同行一样，这部新的、官方的西班牙历史是要翻译的，正如乔瓦尼·波特罗（Giovanni Botero）在他的《国家的理由》（Della ragion di stato，1589）中所说，关于君主成就的知识应该传播到全球，而腓力二世的官方拉丁文编年史家卡尔维特·德·埃斯特雷拉（Calvete de Estrella）有翻译历史以在国外传播的具体任务。
毫无疑问，考虑到博特罗的建议，腓力二世的国务卿胡安·伊迪亚克斯强调，新历史需要翻译，以便外国读者可以看到陛下的良好冒险。范米特伦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些努力，并在1611年荷兰版的《比利时历史》中指出，国王委托意大利人吉罗拉莫·康内斯塔乔以每年600杜卡特的价格撰写荷兰起义的历史。
与范米特伦的历史一样，康内斯塔乔的《论低地国家的战争》（1614年）既针对国内观众，也面向国际观众，显然是在与《荷兰史》进行对话。


在荷兰南部，对抗比利时历史的必要性比在西班牙更加强烈，弗洛伦蒂乌斯·范德哈尔和切萨雷·坎帕纳的历史出现了，但缺乏范米特伦所达到的多语言影响力，1595年，当范米特伦的历史已经在手稿中流传了十多年时，安东尼奥·奎伦吉被指控从西班牙指挥官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的角度撰写比利时历史。
结果却一无所获，显然是因为奎伦吉没有足够的渠道获得消息来源，范米特伦作为政府无法触及的领事和信息经纪人的中心信息地位在这场史学冲突中是一个明显的优势。
西班牙与荷兰休战的发展为历史的产生和翻译提供了新的动力，1609年12月17日，教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奥伯图斯·米雷乌斯写信给安特卫普执事约翰内斯·德尔·里奥，说他建议大公的特使彼得鲁斯·佩基乌斯出版一部荷兰起义史，以对抗范米特伦、勒佩蒂特等人的“倾向性”历史。
事实证明，大公枢密院主席让·理查多特（Jean Richardot）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制定了计划，并联系了一家印刷商，出版了范德哈尔（De initiis tumultuum Belgicorum，1586年）、坎帕纳（Assedio e racquisto d'Anversa，1595年）和马丁·安东尼奥·德尔里奥（Martín Antonio del Río，佛兰德斯的交替委员会）的作品的法文译本。
这个项目显然一无所获，尽管德尔里奥的西班牙语作品的拉丁文版于 1611 年在科隆出版，但也因此，在北部的新荷兰共和国和仍然忠于西班牙的南部省份之间出现了贾斯珀·范德斯蒂恩所说的“记忆战争”，这在十二年休战期间尤为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