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军事战争史-142》中国明代的军事体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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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明代的军事体制（下）


4.募兵

明代募兵制的出现与卫所废驰、军队严重缺员有直接关系。因此，随着卫所制的败坏，明政府只得以募兵和征兵为补充。



募兵制大约出现在正统末年。当时明王朝经历了土木堡之变，京军主力基本丧失，各省勤王兵不能马上到京师。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派员四处募兵。所募士兵多为各地民壮。招募时讲定，事毕后散去，但5年后仍在军中训练。这部分被招民壮便成了募兵。募兵从军后，政府按月发饷，一切听命于政府。
募兵无论平时战时，只要未退役，就不得离开军队。募兵的对象十分宽泛，有各种形式的民间武装组织、失业农民、城市游民、农民、矿工、手工业者等等。
募兵制盛行于嘉靖年间。这一时期，沿海边防松弛，倭寇猖獗，人们对卫军的无能极其不满。于是沿海将帅纷纷募兵训练，以期练成精兵抗敌。有明一代，募兵著名且卓有成效者为戚继光。戚继光看到卫所军士已无战斗力可言，调来的军士也缺乏训练，战斗力亦不强。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招募了一支军队——戚家军。他先后在金华、义乌等地招募士兵，并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招募、选拔、军律、遣撤、教练制度，对后来清代兵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他在《纪效新书.原选兵》中详细叙述了自己选兵用人的标准，不用那些市井油滑之人，而用乡野之人中的身体强壮者。在这种用人标准的基础之上，他加以严格训练，终于形成了战斗力极强的戚家军。大致在同时，台州知府谭纶在浙东招募良家子弟，组成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抗倭名将俞大猷也组织了一支俞家军。上述募兵制卓有成效，这些招募而来的精兵艰苦奋战，肃清了倭寇，完成了卫所军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募兵制逐渐盛行。
东南沿海募兵出现后，北方边军也开始募兵，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嘉靖初年甘肃巡抚陈九畴报请中央批准的募兵。此次募兵规模较大，而且明确了以募兵补充边军缺额，是募兵逐步取代边军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不仅边卫实行募兵，后来京军因懦弱无用，也以募兵充实。从此明朝政府以募兵为主力，卫军只留有虚名，置之不用。
明代募兵权集中在朝廷，募兵所需费用由政府统一支付。征募军队时，中央政府指定大臣四出进行，或地方将帅报请中央，批准后行事。中央政府对募兵加以高度集中控制，地方官吏无权擅自征召，若有人擅自募兵将被弹劾治罪。
募兵是卫所制废弛的产物，它克服了卫所军的一系列不足和缺陷。由于应募者必须年轻体壮，克服了卫所军中以老弱充数的局面。募兵出于自愿，不像对待军户那样强制性地对待其子孙后代。入伍者既无饥寒之苦，又人地相习，不会像军户子弟那样远离家园。但随着时间推移，募兵这些优点逐渐消逝，弊端日益显露。募兵未经过严格训练者，常常得不到粮饷，因而逃亡者逐年增多，不逃亡者也常哗变闹事。另一方面，一些将领拥兵自重，与割据势力无异。
5.特殊的军事力量一锦衣卫

锦衣卫是朱元璋洪武十五年(1382年）在南京设置的，是直属皇帝的特务组织，也是一个体系完整的军事特务机关。
锦衣卫所属有南北镇抚司十四所，所隶有将军、力士、校尉，掌直驾侍卫、巡察缉捕事。锦衣卫所将军，初曰天武，后改为大汉将军。镇抚司是锦衣卫内一个十分重要的机构，掌管审讯、缉捕等事务。其中南镇抚司管理本卫内行政事务，北镇抚司专事缉捕、审讯。
作为专制皇帝的鹰大部队，锦衣卫主要任务是对内镇压各种反抗；作为一支特殊的军事力量，它除了是明代的专政工具，要向朝廷提供一些军事情报外，还可向兵部、京军提供20万人的兵力。



6.领导指挥体制

明代军事领导体制和指挥体制在平时和战时差别很大。在地方，平时的军事领导是都指挥使司，即都司。都司的卫所隶属五府，听命于兵部。都司与所在省的布政司、按察司不相统属。都司下设同知二、佥事四，下设管理、战备、训练、屯种等机构，是明代平时地方最高军事领导机构，负责管理所辖区域内卫、所一切与军事有关的事务。由于都司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所以明朝不许都司的职务世袭，必须由朝廷任命。
都司下设卫，卫的长官为都指挥使。卫下设千户所和百户所，卫领千户一般有左、右、前、后、中之分。
都军府是中央政府统军机关，每府设左右都督各一人。与都军府平行的中央军事机关是兵部，兵部长官为兵部尚书，其次设左右侍郎各一人，下设四个职能部门：负责卫所士官升调授袭退功赏的武选清吏司；负责军制、城防等事务的职务清吏司；负责仪仗禁卫驿传等事务的车驾清吏司；掌管戎器军事的武库清吏司。都督府既与兵部平行，又与之相互钳制，卫所的军队隶属都督府，听命于兵部。明政府这种做法是为了防止将帅军权过重，采取相互钳制措施后，使将不得专军，军权归中央。即领兵者无权调动军队，能调动军队者又无兵可带。
永乐以后，明代卫所指挥系统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地方上最高军政长官都指挥使的地位有所下降，成为总兵官下属。总兵官是中央派往要害地区镇守的军事长官，其下设有副总兵(亦称副将）、参将、游击将军、守备、千总、地总等等。总兵官变成了地方镇戍统帅后，遇有战事时，又派中央大员到地方巡抚，事毕复命。
明朝的军事领导机构，在战时又别具特色。发生大规模战争时，朝廷临时组成领导指挥机关，调卫所军队归其指挥，总兵官称为"挂印将军"。宣德以前，总兵挂印称将军者为数不多。明朝的"将军"称呼前面一般加有所要执行任务的简称。如派赴云南的将军即称为"征南将军"，赴甘肃的将军则谓之"平陇将军"等等。总兵官的派遣人数，随着明朝历史的发展而逐年增多。战时所设官职，其品级高于平时所设军事官吏。
凡遇战事，由皇帝作出决定，兵部发出调兵命令，军事统帅由皇帝亲自任命，然后统率从各卫所调集的军队前往战区。战争结束后，军归卫所，主帅还印。这样，就使总指挥权、总调兵权和统帅任命权都把握在皇帝一人手中。但后来战事频仍，时间延长，还朝复印、军回卫所的制度逐渐失去了作用。
为加强对军事将领的控制，防止将帅专兵和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明王朝专门设置了总督职务，如派都御史为巡抚而兼军务的称提督，若管辖地域广大或战略方位重要的，则设总督。如果是尚书、侍郎出任总督，都加上都御史头衔。明中叶以后，内外战乱频仍，明政府广设军事领导职务，且名目繁多，如"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总督河南、湖广军务兼巡抚河南"等等。这些非常设性地方官职，只是朝廷因事而临时选派的大员。在这些官职中，"巡抚"由临时官职一步步变成了省的军政长官。它与都察院所派"巡抚"合称为"二台"。在原来"三司"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层领导机构。这些机构本来多数是战时临时设置的，但到了后期，便形成了文官领导武官的军事领导体制。
7.军衔和功赏

明代军衔制集前代武官品级之大成，复杂繁琐。主要可分为有品级官阶和无品级、无定员职称。明代武官品位均在六品以上，且有"世官"和"流官"之分。世官的九等分别是：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卫镇抚、正千户、副千户、百户、试百户、所镇抚等。这些军事官吏是正式编制的官员，也是世袭的。不仅直系可以继承，无直系时，旁系也可承袭。流官分为八等：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正留守、副留守。流官的官职不能世袭。这些官吏都是高级将领，是从世官中提升或武官中任用的。流官全部由皇帝亲自任命。因此，虽官职不能世袭，但仍属朝中高官显宦。
在明朝军队中，尚有相当数量的官职是没有品级和定员的。这些官职因情而定，名目繁杂。明代军官职权不一，互相牵制。但牵制所带来的却是无法克服的矛盾，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军队战斗力降低。所以，明代的军衔、军官品位制度并非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入手，所达到的目的和预期效果十分有限。
明代功赏制度是从朱元璋开始的。朱元璋即位后，曾大赏平定中原、征南诸将中功勋卓著者。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参照朱元璋的定例，确立了功赏制度。军功分为奇功、首功、次功三等。正统年间，为抗击蒙军进犯，明政府专造赏功牌。赏功牌分为奇功、头功、齐功三种。世宗时，明代苦于倭患，所以沿海功赏高于北边功赏等级。嘉靖年间，倭患甚重，对抗倭战争的功赏则高于对付外敌。
对讨伐"内贼"的功赏，明朝亦有明文规定。崇祯时规定，得李自成、张献忠首级者给予万金，爵封侯。由此看来，对内镇压的功赏高于其它。
总的说来，明代功赏制度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滥，功赏已失去原来的功用，形同虚设。



8.后勤

（1）军饷明建国后，为减轻国家的军饷负担实行了军屯制。这一制度在开国前就已实行。边地各卫所，三分守城，七分屯田，有些地方则是六分屯种，四分守城。军屯制日益破坏，官僚权贵侵占军屯和军士杂役过重，致使军田抛荒，明政府不得不减征屯粮。到后来，所征屯粮十分有限，政府不得不另外设法筹饷。
明代除了军屯外，还有民屯和商屯两种形式。这两种屯田也为国家提供军粮。开国前，朱元璋曾组织过屯田，开国后，采取过招大批流民进行垦荒、移民屯田等措施。以这两种屯田作为军屯之补充，保证了军粮的供给。民屯中，有一部分民屯是军事化组织。一般是选调一部分农民，令他们隶属卫所，在卫所管理下进行军事化屯田。民屯大小不等，大的民屯100人，小的民屯50人。民屯设屯长1人。民屯所用耕牛由政府发给，种籽也可向官府借出，秋收后归还。
洪武二年(1369年），为了解决边军粮饷运输问题，明政府又实行了"开中法"，也叫"中盐法"，即让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地区，在那里领取盐引(取盐凭证），然后回到内地盐场领取盐。给盐多少，按路途远近和运粮多少计算。有的商人为了赚钱，在边境地区雇人开荒屯田，就地收获粮食，交给边军，换得盐引。商屯从此逐步兴起，成为军屯一种辅助形式，对边远地区的军粮补给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弘治(1488—1505年）年间，货币经济进一步发展，白银作为本位币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这时，户部尚书叶淇又改变了"开中法"，让淮商以银代票，盐商从此直接纳银于户部盐运司，换取盐引，商人便停止了边境地区的屯田。
屯田养兵在明代历史上起到过重要作用。但由于屯田逐渐废弛，军饷转由政府承担，政府对军费的负担日益加重。嘉靖年间，边疆吃紧，南有倭寇，北有蒙古，军费开支比从前增加了10倍。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入侵，朝廷拿不出兵饷，第二年向百姓增收田赋，名为加派，征银115万两。接下来，又对浙、闽等地额外加赋，江南地区加到40万两白银。此外，为扩大收入，弥补军饷不足，明政府另立许多名目，作为征饷手段，如派括、算税契、折民壮、均强等等。除此之外，明政府常常因事临时增征军饷。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辽东兵起，明廷前后三次增加辽饷，每亩增田赋9厘，总数高达520万两。崇祯十年(1637年），明政府为镇压李自成农民起义扩充军队，同时增加军饷280万两，名曰剿饷。两年后，即崇祯十二年(1639年），又以各种名目增加军饷730万两。这些军饷是明廷通过各种手段从百姓身上征取的。
明政府的各种军饷数额巨大，连统治者也承认这一事实。但巨额数字的背后，是封建官僚阶层的巨额俸禄。朱元璋当政时，曾经减少官吏的俸禄，虽然如此，一些王公大臣的年俸仍在几千石以上。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时，京师军粮为853万石，而实际供给的数量为400万石，一半以上的军粮没有落实，再加上各级大小官吏的层层克扣，真正落到军士头上的军粮所剩无几。
（2）军粮运输明王朝迁都北京后，政治重心移到北方，而经济发达地区是南方，尤其是粮食产区主要在南方。北京驻军百万，以及庞大的官僚机构，没有南方粮食供应，生计难以维持。因此，整个明朝一代，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南粮北运工作。朱元璋尚未取得天下之前，便形成了一条由南京到北京的粮食运输线。通过这条运输线，大量南方生产的粮食运到了北方，以保证朝廷和军队的粮饷。这条运输线遂成为明王朝的生命线。
这条运输线有海运、漕运、陆运三种形式。为把粮食运到北方，十几万军队、上万条船在总兵官带领下，沿水陆两线奔波，从事着繁重的运输任务。
为完成运粮的艰巨任务，明廷集中了南方造船工匠的智慧，造出了适合运输的各种船只，从而保障了水运的畅通。成祖讨北时使用的上万辆武刚车，也在运粮中发挥了作用。
（3）"总后勤部"——户部兼职明朝官僚机构齐全、庞大，对军事后勤不可谓不重视。但有明一代，专司军队后勤工作的官僚机构竟无一个。无论平时或战时，军队后勤工作均由户部负责。户部实际上成为军队的"总后勤部"，一切后勤工作全部由户部承担，有时户部要全力以赴地完成军事后勤工作任务。例如在成祖讨北时，户部放下了其它一切工作，倾全力保障军队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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