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的教育（三）：俄罗斯—苏联

龙犁

本文选自书籍《军官的教育：从对军事专业化的尊崇走向背离》第67—74页，第112—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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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参谋部军事学院

苏联的最高参谋学院于1832年建立，其前身起初是作为最终传人俄罗斯的军事启蒙运动的一部分。表面看来，它开设的两年制课程与国外同类机构非常相似，包括火炮、战术、地形、地理、设营、后勤、战略、军事历史、参谋业务，以及外语（德语与法语）。虽然理论上看起来很完美，但研究一下学员构成就会发现事实正好相反。在选拔学员时，俄国人甚至不屑于假装宣称学员包括即将担任军队高级职位的经验丰富的军官。相反，学院招收十八岁以上的具有贵族血统的初级军官一一这实际 上意味着学院成了贵族纨绔子弟的游乐场所。结果这所学院更类似于旧的弗里德里克贵族学院，而不是它的后继者柏林战争学院。

由于一个并非因其学术水平而闻名于世的组织——沙皇军队所包围，更由于它深受法国的影响（其创始人曾经是法国军官、军事批评家安东尼●约米尼）而关注理论科学，总参学院并未取得成功。俄国人的确曾进行过努力，试图弥补其缺点。在看到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灾难性的军事表现之后，学校压缩了课程中的通用科学，使之让位于当时被称为战术和战略、后来被称为战争战役法的课程。1869 年，由于震惊于普鲁士取得对奥地利战争的胜利，军队被说服开始为工程兵和炮兵建立独立的高级专业学校，这使得学院能够（至少在理论上）将重点放在一般参谋业务和当时所认为的战争的更高层面上。同样是在1869年，学院被重新命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基学院，而这是在位沙皇父亲的名字，从而表明了皇室对学院的偏爱与学院重要性的提升。

从1832年学院成立到1918年学院解散，共有4532名学员毕业，这一数字包括了一战期间接受速成教育的学员。它为提高沙皇军队效能所作的贡献非常有限。与法国和英国的同类院校类似，这所学院的任务仅仅是为总参谋部培养从事案牍工作的军官，它也从未成功地建立起在晋升高级军衔方面的垄断性地位。虽然学院确实出版了一些战略方面的著作，但它从未将自己建设成一个公认一流的军事理论中心。

它所做到的就是培养了一批军官，他们或许并不才华横溢， 但至少通晓现有军事理论，并且愿意用这些知识服务于年轻的红军。其中包括主要是作为一名理论家而闻名于世的瓦赛提斯、革命最高指挥部的参谋长邦奇●布鲁耶维奇、前线司令卡曼涅夫、担任斯大林总参谋长的沙波什尼科夫。无论他们有怎样的缺点，那些创立了现代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或许是领导一个大国的人中最为睿智的一群。他们也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国民在教育方面的落后，并且决定改变这一切。因此，即使1917年以后的岁月充满了政治分裂、内战以及饥荒，非常不利于学习，他们还是从一开始就坚持保留现有的高级军事教育体制，并对其进行了扩充。在1918年3月10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列宁推动通过了一项决议，为红军建立起一所参谋学院。 一个监督委员会成立了起来，它为学院在混乱的局势中重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学院终于在同年十一月正式开始招生。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

新学院的学习时间最初被定为一年，但由于时局的动荡显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建立一所可与世界其他优秀院校相媲美的院校的目标从来没有被遗忘。内战刚刚结束，就制定了三年制的课程计划。教员中包括了前沙皇军队的高级军官，有些甚至是将军。意识形态问题由政治积极分子和.来自党的精英阶层的访问嘉宾讲授。学员选拔程序首先强调对党忠诚，其次才是军事素质。在首批183名学员中，90%是已经被委以职务的军官，并且已经在过去的五年里积累了实践经验。因此，他们的军事素养与西方任何类似团体中的成员一样出色。但是，新兴社会集团加入军官队伍意味着他们在普通教育上还不能与西方抗衡。只有5%的学员曾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学习，而且25%的学员所接受的教育只有小学甚至更低程度。这种缺陷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基础课领域，为了弥补不足，学院为需要的学员开设了补习课程。将苏维埃军官团建设成世界一流水平耗费了许多时间，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显现成果一而此时斯大林的大清洗开始了，其中的许多精华被破坏殆尽。

与世界上任何一所参谋学院一样，学员的课业负担非常重，大约每天要花费八至九个小时接受正式的课堂教学，后来才减为七至八个小时。绝大部分时间被用在政治——社会——经济研究（此时它还没有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历史以及军事艺术等课程上。军事艺术包括战略、各兵种战术（炮兵、骑兵、工程兵）、组织、后勤、运输，以及行政管理。除了缺少空战的内容（后增设）以外，这样的课程设置按照当时的标准是非常先进的。

1921年7月，M.K.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学院院长。他在即将占领波兰的时候功败垂成一对于是谁的错误导致这种结果仍有争议——最终不得不撤回乌克兰。图哈切夫斯基的到来开启了学院地位上升的进程，这一进程使它获得了直到今天仍然享有的崇高地位。在被重新命名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之后，学院成为一所合同战术学校，负责培养指挥旅级以上大型兵团作战的军官。图哈切夫斯基于1924年离开学院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以后，接替他的是苏联最优秀的军事学术人才M.伏龙芝。他推进了由理论型学习向实践型学习的转变，并且高度重视兵棋推演和室外作业。这一时期在学院任教的教员中，包括了未来的副总参谋长V●K●特里安费罗夫，以及后来的装甲兵监察长K●B●卡里诺夫斯基。



米哈伊尔·瓦西利维奇·伏龙芝（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Фрунзе）

苏联武装部队在三十年代迅速壮大，实现了由地方部队向骨干力量的转化，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另一场战争为期不远。这三种形势结合在一起使得军事学院应接不暇，并且带来了另一次重组。专业化的兵种训练——火炮、工程、信号等，都从军事学院中分离了出来。这些任务被赋予十三所新近成立的兵种院校及参谋学院一它们在西 方军队里并没有确切的对等机构。军事学院本身则被重新命名为伏龙芝学院。虽然正式说来它的地位与其他兵种院校类似，但实际上它成了整个苏联地位最高的合同战术学校，要担任高级职务就必须人该校学习。不过，针对战争的更高层次进行教学的任务被取消了，相应的课程交由一所新设院校——总参学院来负责，该学院自1936 年起位居苏联军事教育体系的最顶端。

新学院的绝大多数教员都是旅级和师级指挥官，这意味着他们的级别远远高于他们对手国家的同行们。学员都是毕业于伏龙芝学院的上校或中校军官（ 毕业于其他军事院校的非常少见），并且将担任高级职务：或者是师指挥官，或者是军团、军参谋部中的职务。两年制课程包括了常见的政治教育，但是也非常重视战略、军种间组织与合作、军事历史，以及战争的非军事问题，如工业、运输和动员。学院的独特之处在于，学员每周只有三天时间进行课堂学习，其他时间都被用来进行独立作业。课程安排的最后三个月被专门用来撰写毕业所需的论文，而这也是学院与众不同的另一特点。

当德国人于1941年发动进攻的时候，学院已经培养了600名毕业学员。它在苏联体制中的重要性可以由这样一个事实来说明：与西方国家同类院校不同，即使是在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学院也没有完全关闭。战争尚未完全结束，两年制课程即已恢复。



伏龙芝军事学院

自1945年以来，在西方一直有一种试图贬低苏联军队质量，包括苏联军事教育质量的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德国的将军们，他们的回忆录成为西方人了解东线战争的重要手段。由于急于既为他们自己也为他们已经成为北约成员的国家获得认可，许多前国防军指挥官集体将苏联的成就，以及自身的失败都归结为数量而不是质量的原因。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苏联的数量优势代表了一种直到今天仍然“永远有效的因素”，或者可以说，常识也是如此。西方的军队建设自然也利用了这种所谓的优势，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资金。同时他们设法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苏联的素质必须是低劣的，否则北约的整个政治战略逻辑以及任何蠃得战争的可能性都将不复存在。与这种贬低二战前后苏联学术水平的观点相反，下列事实值得我们注意：列宁、托洛茨基，甚至斯大林都继承了由恩格斯建立并获得马克思赞同的传统。他们高度重视军事事务，研究军事问题，撰写相关著作，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文职领导人是远未做到这一点的。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了本国在许多方面、包括军事教育方面的落后状态，并竭尽全力去改善这种状况。由此形成了建立在沙皇政府创立的基础之上的军事教育体制。从结构上看，这种体制与其他国家有些不同：它的兵种院校和参谋学院被整合到一所院校中（1930 年以后），由各兵种独立运行。其中最重要的伏龙芝学院学制为三年，比除德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长。而且在1936年总参学院成立之后，苏联高级军官接受院校教育的时间实际上比任何外国军官都长。

无可否认，即使是在今天，我们仍不清楚在培训高级军官的时候，应当如何平衡院校教育与实践经验之间的关系。同样，我们也无法将苏联高等军事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但是，苏联领导人在面对这一任务时的严肃态度，以及他们为之付出的巨大努力都是毋庸置疑的。最终，结果证明了一切。苏联最高统帅部在苏芬战争期间或者二战第一年中的表现也许并不十分出色，苏联初、中级军官的素质也根本无法与他们的德国对手抗衡。但是，如果不考虑斯大林的致命干涉，在随后的战争中，苏联最高统帅部的表现已经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甚至包括自负的德国。虽然将取得这一成就的荣誉统统归于总参学院会显得有些不太恰当，但另一方面，它也确实有资格为自己所做的贡献受到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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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见证了西方高级军事教育训练自1945年以后、特别是1970年至今的蓬勃发展。在一个越来越不重视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技能的社会里，成千上万的军官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认为为掌握这些技能而进行培训已经不再是人生的全部目标。于是他们进人研究生院，向平民身份的教授们学习从教学法到战略学等各方面的知识。

军队自己的高级培训体系也得到了扩展。参谋学院从精英机构转变为学位工厂，为了能够获得以前并不需要接受正式教育的职位，大批军官进人学院就读。而所有的高级军官都要进人战争学院学习如何实施中高级层面的战争，并了解其他各种知识和信息。越来越多的军官努力进人研究生院校以及军事学院学习。从学习的年限来看，他们或许是任何现代专业群体中素质最高的一群。但正如上文所说，仍有很多原因可以说明为何毕业生的质量仍然不能令人满意。

在西方国家变得“不那么好战”（迈克尔●霍华德语）的年代，苏联大体，上采取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苏联人在1939—1945年间要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更濒临毁灭的边缘。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只有军队才使他们免于这样的命运。苏联人并没有遵循西方国家的理论，即从一开始就将核武器看做遏制战争的手段而不是实际作战的工具。由于没有殖民地，他们没有遭受在“灌木林火”式战争中失败的羞辱，直到入侵阿富汗改变了这种局面，从而开启了一个内部政治效应或许仍未完全显现的过程。因此，无论是军队还是战争的社会地位，事实上都要高于西方国家，而这正是苏联当权者刻意营造的态势。那种认为“ 军官低人一等，他们的职业并不能说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他们必须从地方院校获得学位，进入研究生院校深造从而证明自己”的观点在苏联根本不存在。



苏联对于军地关系的观点也与西方国家不同。出于对以往革命的认识，党内精英分子对“ 波拿巴主义”——军队政变，深为担忧，并采取措施加以防范。而另一方面，与其他现代社会中的军官不同，苏联军官从未被看作纯粹的军事技术人员。与政治上保持中立的做法大相径庭的是，他们被要求成为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传播者。这种思想相应的被作为一门课程灌输给他们，对其的坚守在选拔与晋升过程中总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些因素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苏联军队并不相信将大批军官送人地方大学学习战略或其他知识的做法。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没有任何高级军官教育。只有相对较少的专业人员除外，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训练由各军种自己设立和开展。因此，无论是从绝对数量还是从相对数量（与苏联地方院校相比）上看，苏联军事教育体系的规模都要大于其他国家的类似体系。

苏联与西方军事教育体制的区别在中级阶段最为明显。在美国，绝大多数初级军官在进人各军种的参谋学院之前，都要参加本兵种举行的短期高级训练课程。而在苏联，这两类院校被合二为一。参谋学院由各兵种而不是军种开设，它既行使高级兵种学校的职能，也行使参谋学院的职能。结果形成了一种分散式体制，至少拥有十七所不同学院，而不是美国的三所，也不像西德和以色列那样只有一所。在苏联，有战略火箭军学院、坦克学院、炮兵学院、后勤与运输学院、化学战学院、军政学院，等等。

沿用沙皇时代创立的体制，苏联军队的高级军官训练开始于军官获得中尉任命并担任第一任职若干年之后。 这一阶段他的上级将“邀请”他参加学习，意即要求他开始准备某所参谋学院的入学考试。中尉们要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两千到三千个小时，这意味着两年内每天学习三个小时。虽然我们并不清楚准备考试实际需要多少时间，但阿尔伯特●斯皮尔在施潘道服刑期间曾经注意到，苏联看守似乎总是在刻苦学习。

与以前的柏林战争学院一样，筹备考试的责任由教员自己掌控。例如，加加林空军学院就举行一系列考试， 既有书面形式也有口头形式。考试科目包括俄罗斯语言与文学、数学与物理。此外根据军官的专业，还包括诸如空军战术、空军装备、轰炸、训练、导航以及指挥、控制与通讯等领域的内容。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苏联的军事院校中担任教员要比在美国担任同类职务更有地位，这或许使得教学工作更容易开展。



通过入学考试的人员通常是将近三十的上尉。根据院校的不同，他们需要学习三到五年；在此期间大多数人都会晋升为少校。虽然院校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所学课程与西方国家参谋学院开设的课程差别不大。课程包括战役法、共同战术、军兵种专业战术、军事历史以及军事理论。

苏联军事学院也为专业人员提供教育。军官们可以学习军事医学、心理学、财政学、工程学、理学，甚至音乐。这些教育计划的内容都与普通大学的教学相对应。因此，学习这些课程的学员可以申请硕士或博士学位。学位考试以及为此撰写的论文，必须通过国家指定的委员会的审核。除此以外，学员还要接受“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教育，这一点从幼儿园开始就在所有苏联教育机构中得到严格执行。

位于莫斯科的久负盛名的苏联军事学院（伏龙芝学院）处于这一体制的中心，其职责是培养合同兵种作战军官。课程为期三年，主要面向从陆军选拔的学员，也有少量来自其他军种（和外国）的军官。学院仿照地方大学，为普通的军事学科（如军事历史及外语等）设立了专门的“教席”。根据《苏联军事百科全书》（1976 年）的数据，学院图书馆藏书大约两百万卷，这是我所了解的任何一所西方同类军校都无法比拟的。

所有的苏联军事院校绝大多数教员都是军人。这些中高级军官自己也毕业于某所军校，拥有军事、历史或技术科学方面的高级学位。与西方不同的是，许多教员并不是短期担任教学职务，而是要用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军校中度过自己的职业生涯。教员的军衔往往也高于西方国家军校教员，仅伏龙芝学院就有大约二十五至五十名将官担任教员。这也许说明了高级军衔的贬值及“过剩”。 但另一方面，这无疑有利于教学工作的开展，因为学员们会将教员看作在军队中取得事业成功的人而加以尊崇。在一个苏联武装部队研究专家小组看来，“美国最接近伏龙芝的院校是莱文沃斯堡陆军指挥与一般参谋学院”。但很明显，在教员、课程设置、图书馆，以及学员构成方面，二者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对等关系。

苏联武装部队内部有一份职位列表，列出了所有只能由学院毕业生担任的职位。这就意味着除了极少数例外，这些学院毕业生垄断了高级军衔。据说在1964—1981年间所有担任军区或集团军司令的将官中，96%为学院毕业生，其中70%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而那些未能进入学院学习的军官也不必绝望。与西方参谋学院一样， 苏联的军事学院会面向那些感兴趣的军官开设函授课程，这些军官多为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的少校。虽然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学习，但这种学习受到军队的鼓励。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军官可以获得学位，如果他仍处于合适的年龄段，那么还可以再次进入晋升人员的行列。



苏联的最高军事教育机构为莫斯科总参学院。与西方的战争学院一样，这所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末。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它的发展，现在的学院始建于1946年。学院的使命被规定为“培养在国防部与总参谋部核心部门、武装部队大型兵团以及各军种兵团中工作的干部”。学员的军衔往往高于西方国家军校，其中不但包括中校、上校，还包括准将（一星）。

学员在校学习时间为两年。这一长度是美国的战争学院的两倍。只要自己愿意，那么这段时间足够那些从较低一级院校获得硕士学位的学员攻读博士学位。历任院长多为高级军官，例如陆军元帅I. K.巴格拉米扬、M●M●扎哈洛夫，二人后来都成为第一副国防部长。教员都是军职教授，据说约有五十至七十五名上将被派往该院担任各种职务。相比之下，我任教时期的国家战争学院只有一位海军少将，而且显然他的职业生涯已经到了尽头。领导武装部队工业学院的是一名少将，而两所机构（包括国防大学在内）由一名中将领导。

总参学院的教员无一例外都拥有军事学或相关学科的高级学位。许多人也出版专著和论文，并从事科学研究，而在美国，这类研究则由国防部的各种研究与分析小组和签约研究机构进行。虽然无法进行严格的比较，但苏联出版的所有军事一战略著作都来自其内部，即军事专家队伍。当然这种做法并非没有弊端。任何一个存在等级的组织都可能扼杀讨论，使学术研究受到限制。但是另一方面， 这种做法也有巨大的优越性，即苏联军队不习惯于向外界寻求自己领域内的专业知识，正如医生不会向门外汉请教疾病问题一样。

对于这些著作的质量很难做出评估。首先，苏联的安全措施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要严密，因此作者不得不谨慎小心，常常通过与“帝国主义”国家军队进行对比的方式间接地提出自己的观点。第二，苏联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与其他国家军队相比，苏联武装部队更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很多观点是不能发表的。第三，许多苏联军事论文都带有半宣传的色彩，这种特点使人很难严肃地对待它们。这些著作中包括的统计数据尤其令人怀疑，它们常常会给人留下信手拈来的印象，甚至不屑于假装让读者信服。

另一方面，在过去十几年里，美国空军翻译了许多苏联的基础军事教材。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非常优秀，其中许多是由各个学院的教员撰写的。这些教员也醒目地出现在索科洛夫斯基元帅1962年经典著作《军事战略》的编撰小组中。无论质量如何，苏联高等军事教育机构的教员们似乎并不仅仅满足于对讲课材料进行汇编，他们还亲自撰写了其中许多内容，而绝大多数西方军校教员显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瓦西里·丹尼洛维奇·索科洛夫斯基

总参学院的课程设置也经历了许多波折。例如，1953 年斯大林逝世打破了斯大林军事科学及其“ 永远适用的真理”对于理论发展的桎梏。随后出现了一个高度重视远程火箭与核武器、将其视为任何未来战争的决定性武器的时代。其后果之一就是课程设置中取消了军事历史，直到二十年后才重新恢复。因此和西方一样，苏联高等军事教育体制也未能免受无休止的重组与调整的困扰。但庞大的常任军职教员队伍或许保证了其较强的延续性。

苏联高等军事教育机构授予的学位与地方大学的相应学位完全等同。拥有硕士学位的军队工程师被认为与地方工程师具有同样的水平。军事学博士学位相当于其他任何博士学位，总参学院许多教员都拥有这种学位。在各类军事学院授课并且多有著述的军事学博士有望被提升为教授和“荣誉科学家”，进而被各共和国科学院聘请，甚至可能进人苏联科学院，而后者是东方国家集团的同类机构中级别最高的一所。所有这些都强化了苏联的观点，即军事职业是众多专业性很强的职业之一，应当使用同样的方法学习和掌握，并采用同样的标准加以衡量。

总之，苏联目前实行的高级军官教育训练体制在许多方面与西方国家不同。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就是，苏联军队将这问题视为自己的职责，他们不会将这项任务中任何重要的内容委托给地方大学完成。第二，举行考试并授予学位意味着这一体制在选拔与晋升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学院对于学员的人学和毕业能够发挥一定的影响，其教员因此拥有比西方国家同行们更高的地位。第四，课程长度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军校，即使苏联将高级兵种院校学习也包括在内。第五，苏联军事院校允许军官攻读与地方同等的高级学位。第六，这些机构中的教员往往具有比西方同行更高的水平，特别是如果考虑到学员与教员的相对水平的话。就拥有高级学位来说，理论上讲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而如果考虑到他们自己编写了绝大多数教材，那么在实践上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

与相对更为集中的西方参谋学院体制不同，苏联体制依靠的是规模更为庞大的、由各兵种独立管理的学院。这种做法存在着不利于跨兵种、跨军种协作的缺陷。此外，苏联人所说的学院常常只是供新任军官学习军事职业基础理论的初级军官训练学校。但另一方面，伏龙芝学院和总参学院都是面向各军兵种军官的地位崇高的学府。其任务就是开展集中训练，确保在最高层面上形成统一认识，因此它们在美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手。



人们很容易将各院校对马列主义的高度重视批判为胡说八道或是政治宣传，这种批评在很多情况下是正确的。阅读过苏联军事著作的人一定非常熟悉那种将马列主义作为套话或是无用引文的必须来源的做法。但马列主义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分析框架，这样它的问题与其他类似体制相比就大同小异了。虽然体制束缚思想发展的危险确实存在，但是我们不应当忽视这样一种可能，即拥有一种强制性体制总比没有任何体制要好。

最后，任何人都不应怀疑马列主义代表了人类思想的一项伟大创举，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只要运用得当，它可以为 古今内外包括军事分析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与经济分析提供一个极好的框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也许正是当代苏联军事思想比西方国家更为连贯、一致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它或许还能解释，为何苏联战略学家能够避免犯下将冲突仅仅看作是先进技术装备的产物这样的理论错误，而这种误区导致多数西方国家的战略理论随着装备的不断更新而迅速过时，人们甚至没来得及领会它们的涵义。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苏联、它的政体以及武装部队，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暂且不论“军国主义”的危险，至少这一体制保证了军队专业人员能够接受军衔高于自己的军事专家的指导。这一体制同样保证了将学院作为晋升的工具、挑选教员的途径，以及通过多年认真学习获得高级学位以培养军队精英的职业结构。简而言之，苏联体制具有一定的长处，值得西方国家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