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CF专栏 | 国际思维和国际合作

蓄起长发

如果你想与其他各方进行国际合作，你必须有国际思维。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是最重要的，其次，你必须遵守与其他各方的条约，最后，你必须有资源来交换。只有双方都受益，合作才能成功。



关键词：国际化 国际思维 国际合作
国际化是时下非常时髦的概念。一次会议、一场活动、一个竞赛，如果不冠以“国际”“世界”“全球”之类的词汇，似乎就显得不够规格。可是站在舞台往会场一看，都是国人的面孔，操的是汉语，难道这就是“国际”？这不禁让人感到，这个“世界”真是贬值了。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起个自己贴心的名字，而一定要用“国际”这样的大名头来抬高自己？实在是让人有些费解。

“国际”“世界”“全球”这三个词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就是国家之间(inter-nation)，或者说跨国，不过说来说去，还是没有超出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星球，否则就叫太阳系、银河系甚至宇宙了。

我生长在山西省的一个农村，20周岁前的活动半径大约也就在十公里的范围内，视野自然有限。当我第一次去太原看到红绿灯时，感到很惊讶：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次走出了县界，算是县际活动了。三年后上大学，又去了北京，看到天安门，就更加开眼了，这不但是省际活动，而且是来到祖国的心脏了！

1988年我33岁，被派往荷兰的一所大学做访问学者。在那里，我可以和同事及当地人自由地交流，也常常被荷兰的同事们请到家里用餐，这就有机会深入了解那里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未曾想到的是，在那里一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给我带来极大的震撼，以至于回到中国后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才平静下来，我的一个荷兰的朋友说这是文化冲击(cultural shock)。在荷兰期间，我还利用假期自费到欧洲16个国家旅游，南到直布罗陀海峡，北到北极圈内挪威的纳尔维克，领略了真正的欧洲大陆。到CCF工作后，我在国际组织中担任过若干职务，这也使我有机会访问更多的国家。到目前为止，我访问过50多个国家或地区，遍布世界五大洲。这些地方，有些是很发达和富裕的，如瑞士、荷兰、德国，也有落后或贫穷的，如埃及、印度、阿根廷。这让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同时也基本推翻了我此前对世界的看法，从而形成我自己的世界观。这种在欧洲工作和生活以及游历世界各国的经历对我尔后在CCF工作时所产生的变革的思想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98年5月，以ACM主席和CEO为首的代表团到CCF访问，他们想通过和CCF的合作开拓中国市场，发展更多会员。CCF对此非常重视，制定了周密的接待计划。对方问我们有多少会员，答曰：6万！对方佩服不已。当问到是如何发展了这6万会员时，我们说每个省至少2000，30个省就是6万。对方发现这不是真实的数据，失望地走了。2007年，我率领CCF的三人团访问ACM总部，希望和对方合作。那时CCF已经有真正的个人会员了，但也就只有7000多，ACM感觉意思不大，合作没有成功。2010年，CCF的会员数达到约两万，以主席和CEO为首的ACM代表团主动访问CCF，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CNCC（中国计算机大会），双方在大会开幕式上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开启了两个学会实质性的合作。2019年年底，我又率队专门到ACM总部讨论进一步合作的事宜，ACM接待我们的热情程度超出了预想，会谈也富有成果。2020年，两个学会设立的联合奖“CCF-ACM人工智能奖”顺利颁发，标志着两个学会的合作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2009年CCF 和IEEE CS（Computer Society，计算机学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2010年在和ACM合作后，又相继与日本的IPSJ和韩国的KIISE两个计算机学会合作，CCF的国际合作空间不断拓展。尽管CCF这个名称是以中国开头的，但它已经被许多国际同行组织认可，特别是CCF发布了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期刊和会议列表”，更使CCF的国际知名度扩大。

从上面的故事可以看出一些有意思的现象，梳理一下是会有所启发的。

理念和价值观。我作为学会秘书长，是学会业务和国际合作的操盘手，假如我还死抱着“陈奂生”（高晓声1980年创作的小说《陈奂生上城》的主人公）的思维，那结果可想而知。国际间合作，首先在理念上要相同，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什么是社团的价值追求？就是会员第一。李国杰院士是在美国获得的博士学位，他对学会的认知是从美国获得的。他曾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会还要挂靠，而且没有个人会员？我曾在CCF担任副秘书长8年，也多次发出这种疑问。这种发问是基于我们对学会基本属性的认知，这种认知和后来CCF的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我们于2004年上任后，在第一次常务理事会上就决定要发展个人会员并制定了会费标准。我们提出了3M(Of the Membership, By the Membership, and For the Membership)的理念，这实际上和IEEE、ACM等有国际影响力的社团组织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经过17年的发展，CCF的付费会员已达9万多。

先进的文化和制度。任何一个组织或国家都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和制度，世界上还没有两个组织或国家的文化和制度是一模一样的，比如微软的文化和谷歌的文化就大有不同，欧洲、美国和日本相互之间的文化和制度也差得很远。实际上，特色是一种自然属性，你想没有特色是不可能的。一种文化的特色是长期形成的，是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和被接受的。什么叫先进的文化？没有唯一定义，但先进的文化一定是持有开放和包容的态度的。为什么具有不同文化和制度的两个组织能在一起交流并能很好地合作呢？就是因为在价值观相同的前提下文化的包容和开放，以及互利。只有开放和包容，才能吸收其他文化中优秀的部分，从而使自己的文化得到进化。没有价值观的相同或相近，就很难在文化上相互认同并尊重对方的文化。

ACM的文化和制度和CCF很不相同，比如ACM没有常务理事会，只有规模比CCF的常务理事会还小的理事会，但CCF有超过150人的理事会和33人的常务理事会，两种制度工作得都很好。CCF，乃至全中国的社团，都是精英治会，达不到一定威望或职级的人很难到达学会的高层。而ACM则很不同，那些名校的大教授大多并不在学会任职。这是因为，在中国，社团任职的高低往往等同于学术水平的高低，所以大家都很愿意担任学会职务，特别是高级职务。在西方学术社团中，更多的是志愿者，这些志愿者把在社团中任职看作是自己对本领域社区(community)和社会的一种服务，而这种服务是一种义务。他们认为，既然承诺了就要履职，当一个真正的志愿者，而不需要严格的纪律约束自己。在中国，还没有形成良好的志愿者文化，所以学者们基本上是不情愿承担义务，甚至连理事会会议都不愿意参加，这就是为什么CCF的理事会条例中有一条是 “连续两次不参加理事会会议就失去理事资格”的原因。而这些，在ACM和IEEE里是根本没有的。这就是文化差异所导致的。

合作就是学习。我从1998年到2003年担任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IOI)国际委员会委员，2005年又当选为IOI首任主席(President)。在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中，首先学到的是程序和规范，比如开会有明确的议程，讨论过程中要民主表决，会后形成纪要。纪要须经过每一个参会者确认，无异议后定稿，付诸执行和入档。明年是CCF创建60周年，在整理资料时，一个恼人的问题是学会前期没有会议纪要，档案缺失，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无从查实。CCF完整的会议纪要是从2004年第八届理事会上任开始的，开会的方式和表决规则也与国际常用的方式相仿，这都是通过参与国际事务学来的。ACM曾两次派代表列席CCF常务理事会，他们回去都写了很详细的参会报告，认为CCF开会是非常民主的，决策是规范和高效的。如果没有在国际组织中多年的磨练，我不会懂得这一套的。

契约和信守承诺。从2009年和IEEE CS合作开始，CCF信守与合作方签署的每一项条款。信守契约是彼此信任的基础，如果出尔反尔，恐怕没人会和你合作了，国际合作更是如此。西方人把契约看得很重，违反契约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学术界把学术造假者惩罚得非常严厉的原因。美国国会发起对克林顿总统的弹劾，原因不是他所犯的错误，而是他没有对国会讲真话。在美国国会听证，第一项程序就是宣誓，宣誓就是承诺，承诺后就不能反悔，就要履约，否则就是不可宽恕的重大错误，甚至是犯罪。所以，我们和别人合作时，一定要信守承诺，不能食言。

国际合作手里要有“牌”。从ACM开始不理我们到后来主动上门合作，说明一个问题：手里要有“牌”，即资源。合作是互利的，没有一方是慈善机构，不会看到你可怜就来帮助你。开始，CCF没有一个真正的会员，人家觉得你没有资源，没有价值。9年过去后，情况有所改善，但还是不行，直到2010年，会员数多了，人家才来。合作的第一步，对方要求把CCF的会员都变成ACM的会员，与此同时，对方每年也会派图灵奖获得者到CNCC作大会报告，双方互惠互利。几年之后，CCF又发展了，CCF的会员就不再绑定成为ACM的会员了，尽管开始对方不高兴，但考虑到CCF的影响力和资源，还是同意继续合作，直到2020年开始合作设奖。如果CCF手里没有东西，合作就是一句空话。所以，在合作之前先想想：自己手里有什么牌，需要对方什么牌，双方是否互补。想不清楚这些，免谈合作。

就合作的目的而言，CCF首要的目的是向人家学习。ACM和IEEE CS的历史都很长，拥有众多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和会议，学术资源丰富；在全球都有会员，有广泛的国际基础。和这些学会合作，就是学习人家的治理架构和制度，如何服务会员，如何构建产品，如何扩大发展空间，以及保障学会发展的商业模式。CCF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边学边做走过来的。

看名头还是看本质？别人是否参加你的活动，主要看你的内容，而不是看你把名字叫得多么响亮。那些依仗大名头想扩大名声的想法，实际上是一种没有自信的表现。CNCC的第一个字母C不是Cosmic（宇宙），而是China。十几年来，每年都有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的专家来参加CNCC，2019年的参会规模超过八千人，大家也似乎没有因为大会名字是以“中国”开头就感觉它不够档次。人们看的是内容和价值，而不是虚头巴脑的名称。

眼界决定思维和做派。如果我们真的要和国际社会合作，就需要具备国际思维，而最快捷的办法之一是到国外生活和工作一段时间，深入了解国外的文化和制度。蔡元培如果不是在德国呆了很长时间，大约不可能那样去塑造北京大学；如果邓小平不是早年留学法国，他可能就不会在1978年大刀阔斧地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因此，想要进行国际间合作，首要的是具有开阔的思维，这种思维就是客观地、多角度地了解人家，虚心学习人家的长处，并观照（反思或反省）自己的文化。唯有从世界的视角看中国，才能看得清楚。现在出国留学的学生比庚子赔款的时代不知多了多少倍，更有条件学习所在国度优秀的成分，并在学成回国之后运用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毫无疑问，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大发展和一大批留学回国的人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也有些人出国后还死抱着旧观念不放，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彼国，甚至持排斥的态度。结果，几年留学回国之后，除了拿了一张洋文凭之外，其他一如照旧，就像《围城》里的方鸿渐那样。所以，我们要敞开胸怀，接纳整个世界，当你真正成了国际歌中唱的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之后，国际社会就会接纳你。那时候，你的名头是否还挂有“国际”二字已经不重要了。否则，纵然挂了那些宏大的名头，人家看你也只不过还是一个“陈奂生”而已。



杜子德
CCF杰出会员，CCF NOI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顾问，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执行院长。原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1996.9—2004.4任CCF专职副秘书长，2004.4—2021.2任CCF秘书长。曾担任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主席(2005—2008)。
zidedu@cuhk.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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