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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海湾战争使美国看到军事变革的巨大效益，坚定了继续变革的决心。海湾战争之后，美国正式全面启动了新军事革命。为了加强对新军事革命的领导和协调，美军在国防部和军种部两级建立诸多机构。在国防部层面∶1994年1月成立的军事革命高级指导委员会，主要负责指导与协调各军种的信息化建设；1996年6月成立的信息战执行委员会，负责向国防部长提供信息战理论与建设方面的咨询建议，制订国防部跨部门的信息战计划等；1996年7月成立的国防部首席信息官委员会，负责就信息技术发展、综合性军事信息系统建设和军队信息安全等相关事宜，向国防部长提供咨询建议。在军种层面∶美陆军部成立了数字化办公室、首席信息官办公室、目标部队特别工作组、地面信息战中心等，海军部成立了海战发展司令部、首席信息官办公室、信息战委员会、信息战中心和舰队信息战中心等，空军部成立了首席信息官委员会、首席信息官办公室、信息战中心等。在这些机构的领导和协调下，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在认真总结海湾战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战争、作战、军队建设理论；裁减部队员额、调整结构、改革领导指挥体制；进行“第二次训练革命”，提高军队联合作战水平；依靠先进的科技和雄厚的实力大力发展信息化武器装备。至90年代末，美国初步建成信息化战争体系，美军增强了联合作战的能力并在伊拉克、科索沃等战场上得到了检验。
一、掀起军事理论创新热潮，并形成军事理论创新机制
军事理论创新是军队的生命。“体系战争”思想、“空地一体战”理论在海湾战争中运用并发挥重大作用，为其后的军事理论繁荣打下了良好基础。海湾战争后，美国防部发起了对新军事革命的大讨论，掀起了军事理论创新的热潮，以联合作战理论为代表的军事理论出现了“井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军事理论创新机制，引领着美军信息化建设，指导了新的战争实践，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联合作战理论体系的创立
联合作战理论体系的创立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军事理论创新的最大成果。美军联合作战的历史可追溯到1781年的约克城之战，并较早提出“联合作战”概念（1920年美国成立陆军和海军联合委员会，并出版了《陆军和海军的联合作战》）和成立联合作战指挥机构（1942年成立参谋长联席会议）。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各军种都强调各自的作用，谋求自身的利益和发展，所以直到海湾战争结束前，美军尚没有全军统一的作战理论，联合作战仅在军种作战理论的基础上进行。1982年美陆军提出了“空地一体战”理论，说明陆军已对跨军种的联合行动有了深刻的认识。1986年，美国会通过了《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强化了参联会主席和联合司令部司令的权力，并且指定参联会主席负责联合作战理论的研究和制定工作，为联合作战理论的最终形成和确立提供了条件。海湾战争的胜利使美军充分认识到联合作战所蕴含的伟力，美军参联会主席鲍威尔把联合作战比作“一支球队上场打球”，是“单个队员聚焦在一起，却争取共同的胜利”。同时，海湾战争也使美军认识到自身的联合作战还有诸多不足，认识到联合作战是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要以系统化的联合作战理论来指导复杂的军队建设和作战。海湾战争之后，美军展开了作战理论大辩论，最终结果是把联合作战理论确定为全军共同的作战理论。1991年11月，美军参联会颁布第1号联合出版物JP1《美国武装部队的联合作战》，正式将联合作战理论确定为陆海空三军的共同作战理论。接着，参联会又集中人力编写出0～6系列联合出版物，同时颁发了《2010年联合构想》和《2020 年联合构想》，并开发了众多联合作战概念，标志着美军联合作战理论体系的确立。
联合作战理论体系是美军作战理论体系的主体。它与军种作战理论体系共同构成美军作战理论体系。美军联合作战理论体系包括了作战概念和作战条令两个组成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联合作战条令发展较快，已经形成体系；联合作战概念虽然没有形成体系，但也提出了以“网络中心战”、“快速决定性作战”等为代表的影响深远的联合作战概念。
1.联合作战条令体系的形成
美军联合作战条令是指导美军组织和实施联合作战与训练的法规文件，也是美军联合作战理论的核心部分。自1991年11月首次颁布JP1《美国武装部队的联合作战》以来，美军联合作战条令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分散到系统，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从数量看，从1991年的1本增加到2001年的114本，此后进行了精减。从纵向看，美军联合作战条令分为战略级、战役级和战术级3个层次。从横向看，美军联合作战条令分为人事、情报、作战、后勤、计划和C4系统6个系列。
战略级条令，即《美国武装部队条令》，主要阐述美军的任务、职责、作战思想、作战原则等，将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转化为具体的作战指导方针。条令首先明确了美军“九大军事原则”，即目标、进攻、集中、节约兵力、机动、统一指挥、安全、突然性和简明。在此基础上，美军根据联合作战的特点，提出了“九大联合作战基本原则”，它们是统一行动、集中、主动、灵敏、扩展、保持自由、持久、明晰和知彼知己。“统一行动”原则“要求所有行动集中于实现共同目标”；“集中”指使用压倒性兵力作战，美军称“军事力量的‘集中’是最基本的考虑”；“主动”是夺取和保持作战主动性，“‘主动’是美国的军事传统”；“灵敏”指的是“快速和便于运动的能力，应该是美国的军事特点”；“扩展”指“当军事上有利时，应在政治、兵力和后勤保障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扩展'作战的正面和纵深"；美军称"'保持行动自由'极其重要"，必须采取多种手段获取行动自由；"持久"就是保持战略和战役的持久，以确保作战行动的灵敏、扩展和行动自由；“明晰”指的是作战计划和行动应该尽可能简明，并使用共同的术语和程序；“知彼知己”就是对交战双方部队的作战能力及局限性有充分的了解，尤其要了解敌人的意图和重心，为实现瘫痪敌重心奠定基础。
战役级条令包含了人事、情报、作战、后勤、计划、C4系统共6个系列，主要将战略级条令所阐述的任务、职责、作战思想等转化为各个职能领域的指导思想。战术级条令，即每个系列的下位条令，主要将战役理论细化、具体化，是操作性很强的战术、技术和操作程序，是实施各种战术行动的具体方法。JP1（人事）系列联合出版物讨论了有关人事支援的权力、职责和计划等问题。JP2（情报）系列联合出版物为联合作战的情报支援建立了联合条令和联合战术、技术和作业程序，为参谋计划人员在情报、反情报和目标处理过程中提供专业指导。JP3（作战）系列联合出版物为指导、计划和实施联合作战行动进行了规范，并提供了联合行动各方面具体的战术、技术和作业程序，并对参谋人员制订搜寻和营救等非战争军事行动计划进行指导。其中JP3—0《联合作战纲要》是该系列的纲领性出版物，主要阐述了下列问题∶（1）美国安全环境、军事行动范围、国家战略指导和执行、安全评估、战略目标和行动终止；（2）联合作战的基本原理，内容包括统一行动、指挥关系、部队编组、指挥与控制、作战地域编成，以及联合城市作战等相关问题；（3）联合作战计划和战役法；（4）联合作战各阶段的考虑事项；（5）美军在非战争行动中的相关问题；（6）美军在多国行动中的相关问题。 JP4（后勤）系列联合出版物阐述了后勤支援各个方面的问题，包括动员、运输、工程、汽油和淡水供给、卫生、殡葬事务、全球物资分发、共用后勤和多国后勤支援等。JP5 （计划）系列联合出版物阐述了各级指挥机构在制订计划方面的职责，制订计划的手段和方法，以及各种具体计划的制订等。JP6（C4 系统）系列联合出版物包括了JP6—0《联合作战的C4系统支援纲要》和JP6——02《运用战役和战术C4系统的联合纲要》2本。前者讲解了C4系统在保障指挥官时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其内容包括∶C4系统的功能、C4系统的目标、C4系统和网络、C4系统的运用原则、各部门C4系统的使用及其职责、C4系统的计划程序、全球C4系统的结构，因此该纲要适用于各种强度的联合作战。后者具体阐述了在战役和战术作战行动中如何使用C4系统。
2.提出以“网络中心战”为代表的诸多联合作战新概念根据美军军语，联合作战概念是在战略指导下关于未来部队能力建设和应用的设想和理论。实际上，联合作战概念是美军尚不成熟的联合作战理论，经论证、实验以及联合训练与实战检验后，可能写入联合作战条令，也可能被淘汰。20世纪90年代，美军重点开发的著名联合作战概念有∶《联合构想》提出的联合作战概念，以及“网络中心战”、“快速决定性作战”、“基于效果作战”等先由军种提出，最后被国防部采纳的联合作战概念。
《联合构想》中最著名的概念是1996年《2010年联合构想》中提出的“制敌机动、精确打击、聚焦后勤、全维保护”四大概念和全谱优势思想。“制敌机动”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通过联合部队的软硬打击使敌方失去主动权，难以实施有效的机动；二是联合部队通过运用信息、欺骗、战斗、机动和反机动能力，迅速抢占有利的作战位置，聚焦力量在决定性时间、地点和目标上打击敌人。“精确打击”是指联合部队发现、监视、识别、跟踪和选择精确制导弹药打击敌目标，以及根据需要再次实施打击的能力。“聚焦后勤”是指将信息、后勤及运输融合，在适当的地点和时间向联合部队指挥官提供恰当数量的人员、装备和补给的能力。“全维防护”是指在陆、海、空、天和信息领域等全维空间对联合部队进行有效防护、降低风险的能力。“全谱优势”是指在所有军事行动中，美军都能单独或与多国联军以及跨机构组织协同击败任何对手，并控制局势。2000年5月，美军参联会颁发了《2020年联合构想》，新构想以《2010年联合构想》为基础，针对2020年前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安全威胁，明确了新的联合作战指导思想∶以信息和决策优势为基础，以有效的协同与互通和有效的联合指挥与控制为保障，以信息战贯穿始终，实行制敌机动、精确作战、聚焦后勤和全维防护，获取遂行各种军事行动的全面优势。新构想中提出了“联合指挥与控制”的新概念，指出∶联合指挥与控制对于保证联合作战的有效实施，实现多军种、多国及跨机构的有机融合，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联合指挥与控制的核心功能是制定决策和形成决策优势，其关键在于实现智力上的联合而不仅是技术和装备上的联合，把信息优势转化为知识优势和决策优势、将技术创新扩大到体制编制和作战理论创新。
“网络中心战”是此阶段影响最为深远的联合作战概念。它于1997年由美海军作战部长杰伊·约翰逊提出，在美国军界引起较大反响，被国防部采纳。2001年7月，美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网络中心战》报告，全面阐述“网络中心”的内涵、目的和意义，实现“网络中心战”的条件与战略，实施“网络中心战”所需能力的发展设想，以及与此相关的概念、计划、方案等。所谓“网络中心战”，就是将各种分散配置的侦察探测、指挥控制和火力打击系统集合成统一高效的信息网络体系，使各级作战人员能共享战场态势信息、高效实施信息作战和精确作战的作战行动。它强调四个基本点∶作战重心将由平台转向网络；信息既是战斗力，也是战斗力的倍增器；作战单元的网络化可“产出高效的协调”，即“自我协调”；可使指挥官以更多的方式指挥作战，增强作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其关键要素有四∶一是“信息结构”——使各种传感器联网的系统，这是网络中心战的基本物质条件；二是“战斗空间感知”———信息结构的建立能大大提高部队的战斗空间感知能力，使己方行动和战区地形变得"透明"；三是"实时协同”————不仅指挥官能采用适应性很强的指挥控制方式，各部队也能自觉地执行作战命令，成为“自我协同部队”；四是“最终效果”————前三项关键要素导致的最后结果是作战节奏加快，反应能力增强，作战风险降低，作战效能提高。 与工业时代的"平台中心战”相比，“网络中心战”的作战特点主要体现在∶作战指导的思维模式发生根本变化———由"平台中心战"的大规模消耗战变成"网络中心战”的集约式精确作战，集中效能而不是集中兵力；从传统的诸军兵种协调作战，发展为基本战术单元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协同方式从过去以空间管理为基础的严格完善的作战计划，发展为根据战场态势感知进行自我协同与自我同步作战；作战行动的速度和节奏大大加快；作战指挥控制能力提高。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对“网络中心战”理论进行了实战检验，证明其还有不少缺欠与不足，仍然是一项有待发展和完善的理论。2006年9月，美军第三版《联合作战纲要》中吸收了“网络中心战”等作战概念的合理部分，以指导美军实施联合作战行动。
“快速决定性作战”是指综合运用军事力量和国家力量的其他手段，在战略、战役、战术等层次形成综合力量，以敌国领导层和军民的抵抗意志为打击重点，采取一系列快速、猛烈、多维和分布式的非对称攻击行动，在不实施持久作战或大规模集结兵力的情况下，快速而决定性地胁迫、降服或击败敌人。该理论由“快速主宰”理论（又称“震慑理论”）发展而来。美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的哈兰·厄尔曼和詹姆斯·维德，在1996年合著的《震慑∶获得“快速主宰”》一书中指出，“快速主宰”的目的是通过向对手实施“震慑”，影响其意志、判断，以达到战略目标，为此必须具有四种核心能力，即“情报、速度、才智和控制”。1999年4月，美国防部采纳并提出了“快速决定性作战”概念，其后进行了三轮研究和论证∶第一轮，联合部队司令部于1999年10月推出了0.5版《快速决定性作战》白皮书，正式提出试验性的“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第二轮，通过开展“快速决定性作战分析性兵棋推演2000”、“联合展望2000”模拟与仿真实验、“千年挑战2000”联合演习进行充分验证，并于2001年5月提出了1.0版《快速决定性作战》白皮书；第三轮，举行“联合展望2001”模拟与仿真实验，并推出了2.0版《快速决定性作战》白皮书（初稿）。“快速决定性作战”概念的基本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要素”、“三个组件”、“四条途径”和“九种能力”。“一个中心”指所有联合作战行动始终都要以达成战略目标为中心。“两个要素”就是“快速”和“决定性”———“快速”是指尽可能快地达成作战目的；“决定性”是指通过打击敌人的凝聚力和摧毁其抵抗意志和能力。“三个组件”包括“知彼知己”、“指挥与控制”和“基于效果作战”———“知彼知己”是“快速决定性作战”的首要组件，包括“作战净评估”、“共用相关作战图”和“联合情报、监视与侦察”三个关键手段；“指挥与控制”是“快速决定性作战”的关键组件，要求采取“适应性强的联合指挥与控制”、联合互动计划、跨机构作战、多国作战等手段；“基于效果作战”是“快速决定性作战”的主体组件。“四条途径”就是确保进入、快速部署、灵敏支援和全维防护。“九种能力”包括实时的战场感知、统一行动、战场空间控制、创造压倒优势的致命与非致命效果、综合使用部队达成预期效果、全球机动与攻击、全维防护、干扰与破坏敌观察战场空间、干扰与破坏敌指挥与控制部队等能力。“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虽然引起了褒贬不一的各种评论，但它得到了美军高层的高度重视，并在伊拉克战争中得到实施，为美军按照“质量”和“速度”要求建设“联合部队”提供了依据，加快了美军地面部队轻型化、指挥体制精干化等方面的进程。
“基于效果作战”由美国空军将领戴维·德普图拉于20世纪90 年代后期提出，很快成为空军的作战理论和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研究、论证和实验的重要概念之一。2001年美军《快速决定性作战》白皮书1.0版中对“基于效果作战”做了如下定义∶“基于效果作战是通过在战略、战役和战术层次，以协调、增效和累积的方式使用全部军事和非军事能力，获得所期望的战略结果，或对敌人造成所期望的‘效果’的过程。”②2006年美军新版《联合作战纲要》吸收了该概念的精华。这一概念的主要内容有五∶（1）效果至上————紧围绕要达到的作战效果这一中心制定军事行动方案，确定打击目标和配置兵力，运用远程精确打击手段，以尽快达成作战目的并减少己方伤亡和附带毁伤。（2）把敌人看做一个复杂的系统，强调重心瘫痪————充分运用制敌机动、精确交战和信息作战等手段，集中突击敌首脑及其机关的庇护地、重要关节点，使敌迅速失去作战能力，瓦解敌人意志。（3）以并行作战达成战略效果。并行作战就是不受地理的限制，在战略、战役和战术三级同时使用兵力。它包括时间上的同时、空间上的同步和战争级别上的同一。并行作战能够使敌人的整个系统面临多种危机，陷于顾此失彼的境地，引发系统瘫痪或崩溃。（4）综合使用各种作战力量。在战略、战役和战术各级要充分利用全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在战前、战时和战后各种作战力量要发挥作用；各军种要有机地联合起来，发挥整体优势。（5）速度是关键的制胜因素。先敌决策是速度的关键，同时，速度要与强度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决定性效果。为此，要求集中效果而不集中兵力，在时间上集中而不是空间上集中，注重争取时间的主动权，优先打击"时间敏感目标"。“基于效果作战”概念对“集中兵力”等传统的基本作战原则提出了挑战，反映了新军事革命开展以来美国军事思维的重大变化，对美军建设和作战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该理论存在有明显的“技术至上”倾向，低估了战争的不确定性；夸大了空天力量的作用，过分依赖情报与通信。因此，该理论近几年引起了美军的反思和批判。
由于“网络中心战”、“快速决定性作战”和“基于效果作战”等重大联合作战概念产生的重大影响，使其后来得到了美军越来越多的重视，并最终在新世纪初形成了联合作战概念体系。
（二）建立军事理论创新机制
除作战理论之外，美军还大力创新战争理论和军队建设理论。关于信息时代战争的空间，美国战略理论家戴维·康德尔于1999年提出了“第四、第五维战争空间”与“空间力量”，以及“信息力量”概念。他认为，继出现陆、海、空三维战争空间后，由于太空军事活动的加强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第四维战争空间—————外层空间，第五维战争空间——信息空间已经问世，并将导致天军、信息军的出现。在建军目标上，美国防部在1998财年的《国防报告》中提出了“多能军队”概念，计划把美军建设成“全面适用”的军队∶能对付各种威胁，包括现实威胁与潜在威胁，恐怖主义威胁与大规模毁伤性武器威胁；能打各种强度、各种样式的战争。在建军方法上，美陆军参谋长沙利文于1993年提出"围绕信息建设军队"理论。他认为，在工业时代建设机械化军队围绕火力和机动力进行，而在信息时代建设信息化军队要围绕信息进行。为此在思想观念上，要充分认识信息和信息力的作用，把信息作为最重要的作战资源和战斗力；在作战思想上确立信息制胜论，力争快速掌握“制信息权”；在军事训练上突出“信息战”演练，开设信息战和信息技术课程，培养更多的信息战人才。美军还提出了“便于信息快速流动”理论。该理论认为，打赢未来的战争主要靠信息和信息力，而要发挥信息对战斗力的“倍增作用”和信息力的威力，就必须使信息在军队内部和战场上快速流动起来。为此，必须减少作战指挥控制层次，变纵长形“树”状指挥体制为扁平形"网"状指挥体制；压缩部队编成规模，使部队小型化、模块化、多能化；使各军兵种部队混编，组建联合作战部队。
海湾战争后美国军事理论创新出现热潮并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与美军首先建立起独立的、成熟的军事理论创新体制机制密切相关。即由美国官方主导，采取顶层设计、理论开发、试验评估和成果转化四个环节重复滚动发展的路子，推动军事理论创新走向深入。
第一个环节是顶层设计。美国防部是军事理论创新的中枢，通过参联会、各军种和联合司令部领导军事科研工作，对各类研究机构进行指导。美军研究实体主要由各军种和联合司令部下属的研究机构、军事院校研究机构、民间思想库及独立研究者等构成。美军通过一系列的机构将分散的研究机构和人员组织起来。国防部被赋予顶层设计职能，通过发起研讨与争鸣引起研究机构和人员对重大问题的关注；通过提出宏观构想引导军事创新的方向；通过提供经费、下达课题的方式促进对重大问题的研究。国防部一名副部长负责领导工作，主要负责部门是国防部长办公厅，尤其是下属的净评估办公室，负责对国防部理论研究工作提出计划和做出评估，并协调国防部和各军种以及其他部门的理论研究工作。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海军教育与训练司令部、空军教育与训练司令部等负责组织和协调各自军种的军事理论研究工作。参联会直属机关负责提出国家军事战略、军队建设和国防发展报告，制定联合作战条令等。各联合司令部分别负责本战区和专业领域的研究工作。联合部队司令部联合作战实验室负责联合作战理论研究工作。为了指导全军军事理论创新和其他领域的变革，美军在20世纪90年代制定了很多相关中长期规划或计划，分为联合和军种部两个层级以及“构想”和“四年防务审查”两种类型。联合层级的“构想”类文件主要有《2010年联合构想》和《2020年联合构想》，1997年5月的《四年防务审查报告》是“四年防务审查”类文件的代表。各军种据此制定了自己的详细规划。
第二个环节，也是中心环节，是理论开发。理论开发分为“思想争鸣”、“概念提炼”、“理论形成”三个阶段。“思想争鸣”，即利用报刊、电视、广播、网站等载体，听证会、讲座、研讨会等平台，对一些重大学术问题在军内外进行自由争论，提倡辩论、批评和标新立异；“概念提炼”，即根据对国际安全形势、战争形态和科技发展趋势的判断和预测，美军官方选取军事理论家争论之后形成的合理思想和概念提升为理论要素；“理论形成”，即通过从“关键概念”到“难题”再到“所需作战能力”，使抽象的概念逐渐具体化，转变成作战条令中可执行的原则和可操作的程序。
第三个环节是试验评估，即通过评估机构来验证新理论。为此，美军建立了完善的评估体系∶在国防部办公厅有净评估办公室、作战试验与评估办公室；在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参谋部有部队结构、资源与评估部；在重要的联合司令部和各军种也设立了相应的机构；作战实验室运用现代模拟技术，对未来作战环境、作战行动、作战过程以及武器装备性能等进行描述和模拟，评估新理论。
第四个环节是成果转化，即将经过试验与评估的理论写进军事法规或权威性文件，以便得到贯彻执行。主要有四条途径∶一是把军事创新的最重要成果纳入国会通过的法律；二是纳入军队长远发展规划，《四年防务审查报告》、《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和《国防报告》等指导性文件，都有创新性的军事概念和军事理论；三是纳入参联会和各军种部颁发的条令条例；四是纳入官方决策，进行实战检验。美军不仅根据每场战争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做地设计战争，而且将战争实践作为军事理论创新的延伸，将战场作为军事理论创新的“实验场”。通过实战对新理论进行检验，根据实践后反映出来的新情况和暴露出来的新问题，不断改进和完善其军事理论，并作为酝酿新的军事概念和军事理论的起点。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军事理论创新不断完善和不断走向深入。
（三）美国军事理论创新的主要经验美国此阶段军事理论创新的主要经验如下∶
首先，注重营造宽松的创新环境和学术氛围，加强交流。美国非常注重营造宽松、自由的军事研究氛围。军事学术研究不设禁区，不限范围，也不要求达成共识，对任何问题都可以进行开放式讨论。因而就形成了这样的现象∶在某一个时期，在一种主流军事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同时，还有五花八门的非主流军事思想。对主流军事理论和思想，批评言论不绝于耳，批评文章屡见不鲜。标新立异受到宽容并成为时尚，辩论、批评、甚至恶语相向都司空见惯。军方重视每一条批评言论，理论和条令每一版都在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后进行了不同幅度修改。由于有宽松的环境，无论是美军各级领导，还是军事理论研究人员或技术人员，都致力于在自己的任期内或工作领域中积极参与理论前沿、军事热点问题的探讨，力争有所创新，有所建树。
美军新理论应用到作战和军队建设中的速度非常快，这与美军机关、部队、院校、科研机构的军官岗位充分交流有很大关系。军官的调动非常频繁，平均每两三年转换一个岗位。跨地域、跨部门调动有利于打破部门利益，促进各战区和各部门的融合，也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军官岗位的交流还有助于培养创新型复合人才，走上高层领导岗位的都是既懂技术和战术、又懂战役和战略的精英。这些军官退出现役之后，在部队丰富的经历和深入的思考仍促使他们继续为军队建设作贡献。美国在安全领域的许多智囊机构，如兰德公司、海军分析中心、布鲁金斯学会等，都网罗了大量前国防部官员和中高级退役军官。
其次，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理论创新的根本是思维创新。军事理论创新的过程是自我否定、自我改造和自我超越的过程，不仅需要有合适的条件，而且需要有足够的勇气。美军提倡不断超越自我，把目光盯着下一场战争。海湾战争的轻松取胜将越战失败后的阴影一扫而光，但战后美军在总结经验教训时特别提出要防止“胜利病”，认为海湾战争的胜利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如广泛的国际支持、庞大的战时联盟、战区周围充足的前沿基地和设施、有利于空中作战的沙漠天候和地形、对手战略指导失误等，指出"海湾战争的特殊性实际上制约了我们汲取经验教训的能力”，并反复强调这样的条件很难再次出现，必须力戒盲目套用海湾战争的经验。美军提倡把眼光盯住下一场战争，着眼于未来进行战争研究和预测。美国军事理论研究的预测范围包括战略环境、世界和地区安全形势、军事科技发展，但主要是战争和威胁预测，如未来战争的可能样式、作战对象、爆发地区、持续时间等，把打赢未来战争作为作战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自我否定、自我超越实际上是培育新的军事文化的问题，只有新的军事文化才能支持思维和理论创新。
再次，广泛吸收和借鉴外军的经验和研究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军非常重视吸收和借鉴外军的经验和研究成果。博伊德提出“决策周期论”，就借鉴了中国古代孙子的军事思想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美军各级院校在各类课程的教学中，都用相当多的课时讲授外国军事名家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思想。例如，在“带兵艺术”课堂上讲拿破仑、库图佐夫等的“统帅艺术”，在战略战术课堂上讲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以及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等。美军科研机构和院校还非常重视与外军的学术交流。如，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自1995～2007年12月，就组织112次大型学术研讨会，有来自近百个国家的近万人参加过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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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25 12:29:16
